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个体经营户成为就业蓄水池

2020-05-24

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个体经营户成为就业蓄水池

 王靖一、郭峰、王雪[1]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冲击,稳定就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央政府最重视的任务之一:就业是“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与“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唯一“交集”。5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保’住了就业、基本民生和市场主体,就有收入,就会拉动消费、扩大市场需求。‘保’住了就能稳住阵脚,‘稳’住经济基本盘”。在稳定就业方面,除了狭义的正规就业外,个体经营户等形式的灵活就业对于“保”和“稳”居民就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解决个体工商户尽快恢复营业问题。3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国务院复工复产推进工作机制时强调,“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小微和个体户等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人群面临了较大的冲击,此外由于传统税收政策与信贷政策的精准性有限,传统财政手段与金融手段很难切实有效支持这部分群体。但同时,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个体户由于其自身高度的灵活性,又成为重要的缓冲器与就业蓄水池,对于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回原岗位、从事原行业的群体,个体经营往往可以解一时燃眉之急,数字技术的加持,又使这种疫情之下主动积极应对的行为,更为便捷有效。基于蚂蚁金服新近披露的部分业务数据,结合我们之前所做的关于个体经营户的研究与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就个体经营户在新冠疫情下显现出的就业蓄水池效应,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考察。 

一、个体经营户是稳定就业与经济的重要渠道

个体经营户总量庞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牵扯人数庞大,涉及海量就业人群。在我们2月底发布的研究报告(王靖一等,2020)中,我们基于支付宝旗下的码商数据对中国个体经营户的总量进行了测算,根据该测算,2018年全国个体经营户数量达到9776.5万户,相较于同年第四次经济普查统计得到的6295.9万户的数字,还要多出54.8%。同时,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户均就业人数倒推,个体经营户牵扯的就业人数在2.3亿人的规模,约占到同年8.06亿劳动人口的28.8%。据测算个体经营户全年的营收总额,约为13.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社会零售总额的34.4%,全年发生交易839亿笔,一个形象化的理解是,平均每天每六个中国人就有一个与个体经营者发生交易。

个体经营户是灵活就业的重要形式,对于稳定就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关于灵活就业,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灵活就业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活”字上。1970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灵活就业又称为“非正规就业”,即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就业形式,区别于传统主流就业部门相对稳定的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的研究,官方定义的灵活就业既包括就业方式灵活的正规部门就业,也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还包括各种不稳定的、无保障的其他灵活性较强的工作。概括起来,灵活就业的主体在个体和私营经济部门,劳动标准(劳动条件、工时、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生产组织管理及劳动关系运作等均达不到一般企业标准的用工和就业形式,主要包括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和家庭作坊式的就业。灵活就业人员群体的外延形式多样,主要包括自雇型就业人员、家庭帮工、临时性就业人员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比如非全时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劳务派遣工、家庭小时工等一般劳动者。

通过上述对灵活就业概念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个体经营户是灵活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户不仅包含工商注册过的个体工商户,还包括没有注册过,但实际上在从事个体经营行为的商户。黄泽平的研究发现,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在某些地区,个体经营户进行工商登记的比例仅为50%左右(黄泽平,2017)。因此,为了更好地对个体经营户的总体和结构进行分析,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经营户,而不区分其是否进行过正式的工商登记。此外,从严格定义而言,除线下的沿街商铺和流动商贩等之外,个体经营户还应该包括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开展小额交易的微型商户,需要说明的是,在本项目中我们仅针对线下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分析,这个范围与我们日常用语习惯中提到的个体经营也是相吻合的。

在疫情等重大事件冲击之下,灵活就业可以起到整体就业的缓冲器、蓄水池作用,对此已有大量文献进行了研究。已有研究大多表明,作为灵活就业的主体,非正式行业可以降低负面冲击时经济衰退的程度和后果,因为经济衰退时,会有很多正式行业的经济活动和就业转移到非正式行业(Eliat and Zinnes,2000)。Loayza and Rigolini(2011)的研究认为非正式行业具有反周期特征,可为经济衰退时期的失业人员提供一个“避难所”。类似的结论在陆铭和田士超(2008)基于2005年上海家户调查数据的研究中也有发现:超过40%的上海显性失业(下岗)者实际上拥有能够获得一定收入的非正式工作。此外,Shapiro(2014)的研究还显示,非正式行业的存在,可以让陷入衰退的经济更快地复苏。陈敏和曲亮(2010)基于浙江省慈溪市的研究也表明非正规经济确实会更早地感知经济体系的波动。总结而言,根据这些文献的研究发现,危机时期会有一部分正式行业转换成非正式行业。

二、疫情过后新注册码商增速明显

根据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个体经营户对于稳定就业的重要意义,那么在本次疫情过后,个体经营户就业是否发挥了就业蓄水池的效应呢?对此我们利用支付宝旗下的码商数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本次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最近一段时期每周新注册的码商。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初步分析,我们总结出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新增码商数量在短期内实现了较快较强的反弹。2月1日以来,单周新增码商呈现上升趋势。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和消费券等扶持政策的推出,4月5日至26日三周时间,单周新增码商数较1月26日至2月1日最低点增长79%。同时这种数量的反弹伴随着交易额与交易笔数的同步回暖,同期周均新增码商交易笔数,较1月26日至2月1日最低点增长了345%,交易额增长305%。因此,我们确实看到了个体户群体自身所表现出的强大韧性,为稳定就业提供了蓄水池的作用。根据之前研究中的数据发现,多项证据表明,“码商”这一使用蚂蚁金服提供的支付工具进行结算的群体在覆盖广度上已经在近年达到了一个较为饱和的水平,如此大规模的上升,不大可能是已有非“码商”商户突然开始使用“码商”这一入口进行经营结算,而确实源于新增的经营者群体。虽然我们很难说新增的码商数就是新增的就业数,因为毕竟一家小店需要达到一定的营收水平,才能真正成为可以维持生计的收入来源,但是,短时间码商数量与交易额的快速增加,无疑体现了其对于就业带动的巨大潜力。

第二,年轻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灵活就业趋势更加明显。初涉职场的年轻人本来是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也是各界关注失业问题时的重点关注对象。通过对码商的年龄分布的分析,我们也有一些重要发现。2019年全年,18-24岁码商从业者占到整个码商群体的24%,这一比值远超该年龄段人群在人口中的占比(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的2018年数据,15-19岁人口占比5.09%,20-24岁人口占比5.95%。),体现出互联网原住民特别是Z世代群体对于数字技术的熟练掌握,灵活的个体经营成为他们增加自身收入、增长社会经验的重要途径。根据蚂蚁金服披露的数据,18-24岁群体占据码商总数的24%,这一方面体现着95后群体在熟练掌握数字技术上面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也表明,码商经营成为这一群体增加社会实践经验、拓展收入来源的重要途径。特别地,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之中也发现,在疫情冲击之下,这一全体遭遇到的打击也相对最轻,疫情带来的新变化、新场景使得传统的在店经营模式无法继续,而这一年龄段的经营者则可能通过采取更为灵活经营方式应对疫情对业务的冲击。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年龄群体,在疫情的狂风之下,成为了真正的坚实“后浪”。

第三,50岁以上码商数量的快速增长,这进一步体现着数字化普及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后,开始向更深更难的人群延伸。4月5日至26日三周时间,50岁以上新增码商数相较1月26日至2月1日的最低点也了增长97%,增势最猛。在我们之前关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之中(郭峰等,2020),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2015年至2018年,指数的增长动力越来越依赖于业务使用频次的深度指数,而不是体现覆盖人群的广度指数,这中间的逻辑就是中国的数字金融覆盖度越来越高之后,会达到一个收敛状态,但使用深度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50岁以上人群这个本来是数字技术“边缘人群”群体,在疫情之下,却能够得益于数字技术,灵活扩展经营方式,享受技术抗疫带来的红利。

第四,分城市的新增码商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码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4月5日至26日三周时间,三线以下城市单周新增码商数较1月26日至2月1日最低点增长了67%。同时,从新注册码商的增速排名上看,处于领先地位的城市,既有诸如佛山、绍兴、温州、杭州、广州这样的东南沿海制造业发达城市,也有南宁、郑州等传统意义上劳动人口输出省。同时,新注册码商的增速排名前10的城市基本都是支付宝消费券发放的城市,南宁这样的偏远地区城市进了前5,同时消费券发放也带动了武汉码商强力复苏,排名第4。疫情对于劳动人口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短期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疫情控制阶段对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这种影响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政策相应放宽而得到较大的缓解。而长期的压力则更多地来自于国际疫情的持续发酵,外贸需求的降低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就业压力最大的群体,妥善解决其就业问题涉及到民生等社会问题。码商的蓄水池作用为实现就业的缓冲提供了可能。东南沿海城市的码商数量增加,其背后体现的可能是在外务工人员仍希望留在这些城市的愿望与这些城市对于输入人口的开放接纳。当然在更多更直接证据之前,这只是一种美好的猜想而非可证实的事实。而从省一级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疫情中心湖北省,码商反弹速度最强劲,广西作为消费券首发地区涨势与湖北平齐。

三、政策建议

基于本次对最新码商数据的观察分析和我们之前对相关研究与文献的梳理,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或者说呼吁。

第一,重视个体经营户等形式的灵活就业在稳就业上的重要作用。在2月底的报告中,我们提出应当坚信最想改善经营业绩、走出疫情低谷的人群其实是个体户自己,我们不应忽视每一个群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为之做出的努力。因此对于个体经营户,我们应该在一段时间内适度放宽,做更多引导而非严格管控。成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允许地摊的存在使得两月来增加了8万个就业岗位。成都之所以敢为人先,原因之一可能是四川本来就是劳务输出大省,近年来从东南沿海回流的趋势在疫情之下被进一步放大,个体经营则是一种有效缓解人岗矛盾的手段。而上文对于数据的观察发现,也有相当多的新增码商出现在了东南沿海城市,这便对这些发达城市的管理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权衡好外来人口就业压力与城市秩序,可能是接下来一个阶段在帮助中小企业之余需要解决的问题。切实有效的手段,可能是进一步简化个体工商注册流程,开辟夜市、早市等半正式经营场所。同时,其他流动商贩在缓冲失业矛盾、保障人民生活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施政执法应该具有一定的温度,对这一群体进行有序疏导而非一味打压。

第二,应当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去帮助个体经营者。之前的报告与本次最新的数据观察,我们都强调的一个点是,传统信贷手段与财政手段很难惠及这些个体经营户群体,灵活的价格政策反而可能会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随着5月6日全国高速恢复收费,运费的上涨可能使得个体经营者的进货成本有所提升。同时由于上游企业自身也面临着较大压力,疫情最严重时刻减免的租金、摊位费可能无法长期保持低位。成本上升带来的矛盾需要有关各方特别是政府介入打开思路:在防疫进入常态化的今天,摊位费、房租恢复至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显然并不是让各方获得最优解的方案,在低需求的压力下,房屋摊位出租者应当适当下调租金,政府引导有能力有需求的摊主进店经营,达到多赢局面。

第三,重视精准信贷等数字技术手段进行精准扶持。从刺激消费角度而言,新近的一些研究已经证明消费券有着较好的刺激消费作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过机制设计上,消费券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惠及个体经营者群体。另一方面,应当采取更为直接有效的扶持手段,比如基于数字技术的精准信贷。在我们2月底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发现基于数字技术精准释放的贷款每增加1%,个体经营者受到的疫情冲击程度就能减少2.57%。利用数字技术与数据沉淀为这部分无抵押人群进行风险评估、贷款释放,从而帮助他们缓解现金流压力尽快复苏,可能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参考文献

[1]  陈敏、曲亮,《金融危机下的非正规就业》,《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增刊,第102-107页。

[2]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19卷第3期,待刊。

[3]  黄泽平,《个体经济发展现状研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金融经济》,2017年第22期,第20-22页。

[4]  陆铭、田士超,《显性失业还是隐性就业?——来自上海家庭调查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 2008年第1期,第48-56页。

[5]  王靖一、郭峰、李勇国,《中国个体经营户研究系列报告之一:中国个体经营户总量测算与新冠疫情冲击评估》,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20年2月。

[6]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中国灵活就业基本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5,45,2-16。

[7] Eliat, Y., and Zinnes, C., “The Evolution of the Shadow Economy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Consequenc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Donor Assistance”,CAER II Discussion Paper 65, 2000.

[8] Loayza, N., V., and Rigolini, J.,“Informal Employment: Safety Net or Growth Engine?”, World Development,2011, 39(9),1503-1515.

[9] Shapiro,F. A., “Self-employment and Business Cycle Persistence: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Employment Matter for Economic Recove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4, 46, 200-218.


[1]王靖一: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郭峰: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报告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蚂蚁金服集团相关部门,特别是张瑜、程志云、侯健等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