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后疫情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

2020-12-27

题记: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会议特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今天我简单地和大家交流一下后疫情时期的数字经济问题,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机会与宏观影响。

经济学有一个破窗理论,如果我们把这个窗户打破之后,它是一个坏事,但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经济机遇,所以从这点来讲,数字经济就有点类似于“破窗”之后带来的新机会。过去几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在快速发展,但疫情可能进一步凸显了数字经济无接触交易的价值。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当隔离和封城成为唯一有效的防控疫情传播的措施,一个新的趋势出现了,就是网上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活跃。

 我举个例子,在2月份的时候,当时线下的餐厅生意降低了75%,而网上外卖总量只降低了40%。这表明,数字经济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其他领域,比如说线上教育、线上游戏、线上娱乐等活动在疫情期间也有类似表现。比如,因为疫情关系,上半年我在香港待了五个月,但与此同时我完成了给北京大学学生讲两门课的工作任务,当然这也是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的。线上的活动起码部分地弥补了线下活动的损失,这就是我所说的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也是过去五年来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了移动支付之后,大家就可以在支付方面得到不用去银行就可以获得服务的可能性,大家也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直接拿到贷款。今年5月,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参与主办了一场线上讨论会,请几家新型互联网银行的行长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员介绍在疫情期间,如何持续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实践。实际上,互联网贷款特别是大科技信贷,在疫情发生以前在国内已经出现了长足的进展,但疫情令这样一些无接触的金融服务显得更有价值。银行不需要跟借款人见面就可以快速、大量、有效地发放贷款。IMF跟我们一起联合组织线上讨论会,是因为中国的实践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我们相信,未来几年数字经济还会有更加快速的进步。政府正在大力投资于新基建,主要是投资数字技术方面的基础设施。大家也看到了5G网络正在全面铺开,还有央行数字货币也会很快推出。再加上疫情之后,无接触交易的价值受到普遍的重视。这些都告诉我们,数字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未来几年的新趋势。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宏观经济背景,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员工短缺会越来越严重,需求主要在技术平台方面。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云计算,这些也许可以部分地替代劳动力,从而缓解因为老龄化而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可以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式。我们分别和IMF及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发表了两篇工作论文,探讨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一些变化。大科技信贷可以依赖大科技平台、依赖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发放信贷,而不是依靠那些比较传统的渠道。这样就可以打开准入的可能性,为很多原本没有获得过银行贷款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同时,因为信贷决策看数据而不是抵押资产,这样相当于取消了原来伯南克所称的“金融加速器”的机制,增加了金融的稳定性。

我们另外的一个研究发现2013年之前和之后一些经济数据的表现发生了改变。PPI指数波动性没有发生大的改变,CPI指数在2013年之前的波动性跟PPI差不多,但是2013年之后,CPI马上就稳定下来了。我们的一个假设是,在2013年之后移动支付和电商的大量发展,实现了全国市场的进一步融合。这样,CPI的波动性就明显降低了。我们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只要一个产品在网上有销售,线下同类产品的价格波动性就会显著降低。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性。

因此,我想讲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方面,我们要更多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未来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个发展前景非常光明。另一方面,一旦这些数字经济落地,许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宏观经济局面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行方式,并因此对央行的金融决策与货币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